從被禁唱到金鐘獎評審

我因緣擔任了2000年廣播金鐘獎「流行音樂節目」與「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」獎項的評審，有幸聆聽了來自全臺近八十個優質節目，真有「金闕曉鐘開萬戶」之感，不禁為節目的自由奔放動容。

回顧我在近二十五年前（1960年代末葉）擔任流行音樂節目製作主持的時候，工作環境雖不能稱為遍佈「白色恐怖」，但絕對有「白色障礙」，不僅選播歌曲必須先審後播，更不能和聽友交流互動。播音室不能算大，而廣播人的創意牢籠更小，動則得咎。

今年廣播金鐘獎轉為民辦，為避免小電臺有遺珠之憾，故邀請相關領域的「前輩」擔任評審，取其與這個圈子「有點黏，又不太黏」之義，以迴避利益衝突的可能性。本組五位評審中，四位都是流行音樂創作或研究的耆宿，只有我是以曾經製作主持流行音樂節目的實務經驗濫竽充數。我在列中，與其說是評審，不如說是欣賞與見證。

這樣自我定位，並非謙虛，實在是見證了二十多年來，流行音樂節目製作環境的大不同。我注意到，當前節目在選曲風格上，以及主持特色上，有許多是當年沒做到、或是無法做到的地方。

在節目製作上，專題化、風格化、類型化非常普遍，以語言分：除了以往的國語榜、臺語榜、西洋榜外，還有哈日榜；以曲風分，小眾導向的十足，如：重金屬、新浪潮、雷鬼…等；以時代分：三十年代的上海灘、日據時代的老港都…俱全；以節慶分：情人節、耶誕節…不缺；有結合八卦話題的：如「X file」專題；有戲劇化的：如以歌曲配合插科打諢的悲喜劇等。以歌手個人作專輯的很多，而很「另類」的則有「同志專題」等。

播放歌曲的內容除了一般抒情敘事，還有抗議、政治、以及非常露骨的描述男歡女愛（或男歡男愛、女歡女愛）的肢體行為。大凡人類可能的活動，無一不可以吟詠。有些非商業歌曲，演唱者雖不重職業表現，但真情摯意，亦能令人神往低回。

二十多年前，「哈日」固然不能，「上海」便是附匪，同志音樂更是想都不能想的。我們只能播放「淨化歌曲」，也就是經過新聞局審查通過的歌曲。

1970年代，我當時是臺大四年級的學生，以兼任身份參與製作中廣的「歌星之歌」，共同主持人是石元娜小姐，另外擔任中廣海外部「寶島之歌」和「新聞點滴」兩個節目的製作撰稿。會做起音樂節目，可能和我曾是所謂「第一代民歌手」有關，自己也寫了不少歌曲，但在爭取新聞局審查通過上，可謂全盤盡墨。 

這段故事，請參考「我，被禁唱的民歌手」。

從被禁唱到金鐘獎評審

我因緣擔任了2000年廣播金鐘獎「流行音樂節目」與「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」獎項的評審。本組五位評審中，四位都是流行音樂創作或研究的耆宿，只有我是以曾經製作主持流行音樂節目的實務經驗濫竽充數。我在列中，與其說是評審，不如說是欣賞與見證。

這樣自我定位，並非謙虛，實在是見證了二十多年間，流行音樂節目製作環境的大不同。我注意到，當前節目在選曲風格上，以及主持特色上，有許多是當年沒做到、或是無法做到的地方。

在「稻草人餐廳」定時表演二重唱時，與合唱的夥伴 伏文采合影。

當年，我受評審百般撥弄，25年後我卻坐在評審的位子上，聽著「時代正在改變」的饒舌歌，十足感到「時代已經改變」，或許是另一種形式的平反吧！

我深為當前音樂的創作自由、節目製作的取材自由而高興。

在這樣自由的環境下，我發現節目主持人的空間變大了，每個人都充滿活動力與自己的特色。

主持人訪問、對談、叩應、和其他機構合辦節目，已經成為常見的形式。在參賽的主持人中，有幾位論輩分也許可以算是我的學生，但我聽他們的機伶、反應、情緒與氣氛的掌握，實在比我們活躍多了。

被拉下主持臺

當年我們在主持節目時，真的不是這個樣子，連回答讀者來信，都不可以講暱稱- 不知是保密防諜不准打暗語？還是怕取混名導壞社會風氣？

那幾年，正好是中華棒球走向三冠王的時候，我注意到在國內外球場上，當中華得點時，當場外觀眾歡欣鼓舞時，當需要啦啦隊加油歡唱時，總好像缺少代表臺灣運動的歌。於是，我就連繫了一家電視臺-中視，和一家報社-大華晚報，企畫徵求「運動鼓舞歌」的活動。沒想到在節目中播出消息之後，管節目的副總經理大發脾氣，找節目部齊主任去劈頭痛罵了一頓：沒有經過長官批准，就搞串聯，那還了得？命令立刻把我拉下主持臺。

我覺得很抱歉，就去向副總經理解釋。我才敲門進去自報姓名，副總經理立刻就翻臉大吼：「你沒資格和我直接說話，只有主任才能跟我報告，你立刻出去！」我還想接腔，他猛然從座位上站起來瞪著我，我只好鞠躬離開。

雖然有這樣的白色障礙，電臺裡的員工倒也不是個個軟骨頭。我的製作人白茜如小姐，只是淡淡的說一聲：何必小題大作，並沒有責備我。我向節目部齊主任道歉，他雖然苦著一張臉，倒也沒有抱怨與遷怒。我更佩服的是國外部主任李雯小姐，完全不受影響，繼續要我作「寶島之歌」和「新聞點滴」。

我作「寶島之歌」每次都是將流行歌曲，和新聞事件、或是臺灣的文化特色結合，相互詮釋。她很喜歡，也很鼓勵我這麼作。

這兩個節目，是仿英國廣播公司(BBC) 的作法，以九種外國語言和多種方言，向全世界播出，介紹臺灣的風物文化，曾是臺灣最無遠弗屆的節目。可惜幾年以後，這筆來自「文化外交」的預算，聽說政府認為不如「金援外交」立竿見影，這兩個有歷史性的節目，就在我手上停掉了。

變的是評價‧不是詩歌

回顧這些改變，突然使我想起一件題外事。

民國六十四年蔣公崩逝的當晚，台大學生決定要呈獻一首追念感懷的詩歌- 只供朗頌，倒不必歌唱。當時我正擔任校刊「臺大青年」的總主筆，這項工作便落在我的肩上。我構想：追懷歷史的典範，應以戰勝未來的考驗回應，叩念哲人的蔭澤，應以加倍樹德的耕耘為報，把由仰止嚮往而學習獻身的觀照，作為貫穿詩歌的中心題旨，著力描寫大時代的背景，而篇中只帶到「蔣公的手」的形象。

不過，在作品完成以後，訓導師長們表示，這首詩未能適當的凸顯偉人的形象，也尚未徹底的表達大眾的哀慟，認為這是一種「側面」的表達筆法，不是處理這個莊嚴主題的成功方式。

當時經常參加校園演唱會。這是在政治大學。

過了十幾年，適逢中央日報舉辦「蔣公誕辰紀念詩歌徵文」，我把這首塵封已久的作品整理後重行提出，本來是抱著勉力一試的心情，不料僥倖獲獎。

當我讀到評審先生報告，另一篇獲獎傑作是由側面剪影，寫一位尋短見的中共留學生，輾轉牽連到蔣公，展現豐富多元的色彩；而我的作品入選則是「從正面著手，而從正面表現這個主題很難。」我油然感到一種慚愧夾雜著驚奇，以及其他複雜情緒的衝擊。

當年「正面」的作品，是指描寫舵手與導師的意象，我的作品在寫歷史，自屬側面；而今「側面」的作品內容是寫「自殺」，我的作品在對比下卻成為了「正面」。這一種時間變遷後的比較，令我的感觸良深；而這一種取材、表現、評價的改變，或許可以歸結於創新與變遷的過程。

二十餘年前大膽不經的嘗試，變成昨天穩健正規的代表-說不定，已經又變成今天老化陳舊的古董。從對一首詩歌評價的變遷，似乎也反映出我們社會在不斷創新與變遷的過程。

創新的問題可能不僅發生在詩歌的選材與評價上，更反映在社會的許許多多的層面中。多年來，有些事物逐漸產生了創新的效果，有些事物卻遲遲還未能蛻變，其中的因素頗值得深思。

廣播的效力始終被低估了

在廣播節目中，有一件事似乎沒有改變，就是「廣播的效力始終被低估了」。

錢起有一首詩說「長樂鐘聲花外盡，龍池柳色雨中深。」就是要烘托其後「獻賦十年猶未遇，羞將白髮對華簪。」的不遇心情，倒也反映了鐘衰韻冷的實況。廣播金鐘獎入圍名單公佈的第二天，它受媒體注意的程度，實在和電影、電視的獎項有一段落差，也反映了廣播在市場上的定位。

但是，我曾在大型報社服務十一年，全部收到讀者給我個人的來信，還不如我在廣播一個月的數量多。社會上實在有太多的耳朵在諦聽廣播，廣播實在是一種極親密的媒體！

也許只有廣播人才能體會那一種人與人的親密，才有那麼多有才華的人，在這個物質回饋並不富裕的領域中不斷努力。他們的收穫不是功利的，而是精神的。

我曾經因為小小的創意從主持臺上被趕到臺下，現在卻被請坐在臺下有尊榮意味的評審席上，觀看有大創意的朋友在臺上獲得褒獎。

作為一位被禁唱的民歌手，見證二十五年流行音樂節目製作的嬗變，我為敲響金鐘的朋友喝采，也在金鐘餘韻中分享歡娛。

不論榮辱▪我唱我歌

以下是中國廣播公司和大華晚報同步的「我唱我歌」「廣播-專欄」主題曲。我是節目的共同主持人（和石元娜小姐）以及專欄的主編。當時是為釣魚臺事件、杜鵑花學運而寫。

我唱我歌

詞/曲/編曲/Midi演奏：統雄

我的皮膚，有黃河那樣亮，
我的眼睛，有南海那樣深，
我的軀體，包藏著五千年的熱，
中華呀中華！思念你絞斷我的腸！

我的舌頭，為我中華唱，
我的鮮血，為我中華流，
我的骨灰，要灑在這塊土地上，
中華呀中華！且等著今朝看我強！
今朝看我強！

歌詞的原詞是「中國呀中國！」但為了當前的政治正確性，現在改為「中華呀中華！」

70年代正是臺灣經過30年生聚，開始崛起的時候。而當時的臺灣，是真正的文化中國。熱血青年歌詠「今朝看我強！」，是相當寫實的，也是政治正確的。

不料，30餘年後，另一個中國崛起，原來在臺灣的政治領導者中，卻發生了是否要放棄歷史與文化遺產的爭議。

自我定位的認同，其實是許多圓中圓的選擇。食衣住行，我是臺北人；生根展葉，我是臺灣人；文化血緣，我是中華人；但把所有現實物慾放在一旁，生為萬物之靈，能夠仁民愛物，我是「人」。

如果你喜歡這首歌背後對歷史承先啟後的一種熱切，你唱「中華」、唱「臺灣」、唱「中國」，敬請隨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