創新的孤寂‧頂尖的平庸

吳統雄（世新大學 資管系）
王銘宗（臺灣大學 跨領域創新高階主管專班/台灣卓越典範協會理事長）

今年(2011)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丹尼˙謝西曼發現了五重對稱的晶體結構。但他在30年前提出這項發現時，與當時的結晶學完全違背，導致他任職的研究機構，認為他程度不足而把他開除。他投稿到著名的期刊，還被當天退稿。
歷史上每個時代都在鼓吹創新，但評鑑創新的主流機構，事實上都在漠視、壓抑、甚至迫害真正的創新。
什麼是真正的革命性創新？就是與當時的主流思想不同。

現代自然科學之父伽利略的思想改變了人類，但他獲得的是「燒死或認錯」的選擇，直到200年後才被平反。要殺伽利略的，都是當時最有聲望的、被認為最有學問的、最仁慈的紅衣大主教。
科學史上第一位創新者希巴賽斯的下場，就是被殺。他挑戰老師畢達哥拉斯，提出了「無理數」的存在，結果被老師判決將他淹死。像畢達哥拉斯這樣有成就的學者，都不能容忍與己不同的創新！

隨著歷史前進，打著創新旗號反創新的手段也許沒有那麼殘酷了，但是實質並沒有改變。而且層次愈深的創新，會被壓抑的愈深、愈久。
牛頓的代表作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》是奠定古典物理學體系的創新之作，但其中理論多次被當時世界上最頂尖、最有聲望的學術機構「皇家學院」駁回。
近代物理學的開拓者普朗克，在提出量子論後，也是花了40年才被認同。

即使是及身成名的愛因斯坦，由於在年輕時對物理學就有自己的看法，先是考不上大學，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。最後還是經由貴族的資助，完成了日蝕實驗，世人才有一部分開始相信他的學說。

除了自然、物理科學外，在生物、生命科學方面，創新的發展與結果也完全一樣。
1847年，匈牙利醫生施滅了微屍（Ignatius Philipp Semmelweis，1818－1865，一般譯為伊格納茲.塞麥爾維茲），在行醫實驗中領悟了某種因素會造成病患死亡，也就是後人才發現病菌理論。他同時發現，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病患前先洗手消毒，就可以減少死亡。他的主張不被其他醫師接受，不僅被醫院開除，更被其他醫師認為是異端，將他關進精神病院虐死，終年才47歲。他現在出現在奧、匈2國是錢幣和郵票上，卻是反創新的諷刺紀念。
開創了生物計量的第二類不同計量思想方法：生物統計學之父闢二聲（常譯：卡爾‧皮爾生），已經是成名學者了，但他真正革命性的創見，一樣被皇家學院排斥，乾脆集合少數志同道合者，在1901年創辦《生物計量學 Biometrika》雜誌，自己寫、自己編、自己登，父死子繼，孤寂奮鬥60年後，翻身變成顯學。

1915年美國 Joseph Goldberger 發現糙皮病（pellagra）的原因是營養缺乏，當時許多醫生和科學家都認為糙皮病是由病原體引起的，因此Goldberger的發現顯得非常顛覆。 Goldberger的研究表明，通過改善飲食，尤其是維生素B3 可以預防和治療糙皮病。儘管他的證據非常確鑿，但面臨了很多質疑和輕視。一直到1937年醫學界才接受他的發現，並頒獎給接續他研究的3個人。雖然他的發現被認為等同當時諾貝爾獎的貢獻，但在他有生之年並未獲得殊榮。 這也是一個經典的例子，說明了具有革命性 revolutionary 的科學發現會遇到阻力。

愈大型的學術評鑑愈是以當時的主流思想為基準，在已知的知識基礎上發展、演化性 evolutionary 的研究成果則很容易被肯定。諾貝爾史上最快獲獎者是發現「高溫超導」的穆勒團隊，他在1986發表後1年就獲獎。
他們並沒有發現超導的基礎原理，而是當時全球有一大堆科學家、實驗室都在尋找超導材料，而他率先找到。所以，他們的成就，實在不是「創新」，而是在「流行」的氛圍中勝出。一般人感受到的「創新」，其實是「常識」的「演化」。

各種評鑑機制，效果是「打兩頭、頂中間」。我們觀察常態分配的圖形，其中最「頂尖」的部分，其實就是最平庸的部分。
凡是由紅衣大主教體系所肯定的學術成就，絕大多數一定是抄寫羊皮聖經-也就是現在臺灣學術現在獨尊的「CI論文」數。而人類史上真正的創新者，除了極少的例外，等待著的是：水淹、火燒、漠視、寂寞。

經歷了這麼多歷史的教訓，創新評鑑的機制會改變嗎？不會。因為這是人性，正如近代物理學開拓者波多斯基所說：追求學術，常常會變成「追求看起來像學術的利益」。紅衣大主教所主宰的評鑑，高比例資源就是會流向平庸，而不會補助到具備革命色彩的創新。

不過，歷史還是有多多少少的公平性。革命性創新者不會被大多數人看到，但也不會完全不被看到，似乎也有機會獲得體制外的支助，伽利略遇到收留他的梅德奇大公爵，牛頓、皮爾生剛好都有富有的朋友，替他們出版著作。不然，就是要拼長壽，熬過30年、60年、200年，當「創新變成常識」之後，終於會有平反的一天。